桑兰与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合影（摄于2008年）
对黄健的这个问题，刘、谢夫妻在电话里答复：“为了中美友好。”
起诉刘、谢夫妻，桑兰一方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刘、谢夫妇剥夺了桑兰父母的监护权，二是刘、谢夫妇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反而在监护期间涉嫌侵犯桑兰的隐私。
刘、谢夫妇的律师莫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述了刘、谢夫妇当年愿意照顾桑兰的原因：“当时他们在中国做体育彩票，跟体育总局关系非常好。谢晓虹又是体操协会名誉副主席，作为华侨他们赞助了体操协会，也是很有爱心的夫妇，他们也有经济条件。谢晓虹信佛教，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心和爱心。”
至于剥夺监护权的问题，莫虎说根本不存在。“她妈妈当时也住在家里，完全是一片温馨。她妈妈是农村人，非常静，也不会讲英文，她们的生活、医疗各方面得到刘、谢的关心和照顾，根本就没什么矛盾。现在是有人为了达到目的，把事情扭曲了。”
对于莫虎的描述，黄健也不完全否认。他表示，刘、谢夫妇对桑兰的好他们不会忘记，但话锋一转，他又强调：告刘、谢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情理的问题。
“当年不管是诉讼还是和解，只要他们有所行动，也不至于我们因为过了追诉期而这么被动。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了伤害，凭什么我们还要背着这个责任？桑兰自己也强调要明晰责任。”
“撤垫子”是挑起诉讼的直接导火索，但也是一大疑点。一切都要从1998年7月22日说起，当天桑兰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跳马赛前练习中不慎受伤，造成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对于造成事故的原因，新华社在对桑兰的采访中如此报道：“当时是比赛前的跳马热身练习，桑兰在起跑并快踩踏板的时候，一名罗马尼亚教练在运动员要落地的地方去撤垫子。”桑兰认为，这个意外影响了她的动作，才导致她严重受伤。
但这只是桑兰本人的说法，目前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一些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日后回忆说，他们并没有看到有人撤垫子。Nessa是那届友好运动会跳马金牌得主，当天与桑兰同场竞技。在“桑兰案”见诸报端的第二天（4月29日）通过个人官网回忆说：“我不记得看见有人移动垫子，也从未听见有人议论过移垫子的事。”黄健也不否认欠缺证据，他说：“桑兰说当年有人撤垫子，确实没有第二个人去呼应。”
桑兰曾透露，当时的转播方CNN有一盘录像带记录下了“撤垫子”一幕，但这个关键物证存在与否，目前也是个谜。而当年有可能目睹那一幕的中方在场人员，对桑兰“撤垫子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前体操中心主任高健、女队主教练陆善真以及刘群琳均不愿谈及那个关键问题。
而为何时隔十几年后，才提出受伤是因为有人撤垫子，桑兰对此的说法是，事发当年，曾收到中国代表团的“封口令”，不让她对外披露受伤原因。
对此，有体操协会的负责人曾做出这样的回应：“谁说要封口，不让你说话？你接受了多少采访，见了多少人？席琳·迪翁、莱昂纳多，包括美国的一些政要，你有什么委屈的？”“我们没有剥夺她父母的监护权，你不能说人家不帮你争取，人家是照顾你帮你治疗的，不是帮你打官司的。你父母没这个诉求，你个人也没这个诉求。”
事实上，黄健和桑兰对刘、谢夫妻质疑最多的是，他们借照顾桑兰获取到社会名望以及政治资本，并从发行体育彩票一事中得利，却没有行使监护人的权利，替桑兰争取应得的权益。
一位知情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桑兰受伤后，很多人都表示愿意照顾桑兰。当年体操协会委托刘、谢夫妻照顾桑兰时，并没有出具书面委托，更没有明确刘、谢监护桑兰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就像是一种私人托付。“这是一种很不专业的做法。你不能把一切推给一个美籍华人，他们不是体制内的人，也不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同时让住在他们家的桑兰母女有寄人篱下、受人恩惠的感受。”黄健也指出：“桑兰有保险，完全可以走法律程序。”
由此，关于体操协会和刘、谢夫妻为何会存在一种近似朋友间的密切关系的猜测，牵出了刘国生和中国体育彩票的关系。
刘国生最早意识到中国彩票的商机是1986年，当时他得知中国即将发行彩票，开始寻找机会并于1988年在北京投资创办了“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成为福利彩票三个定点印制单位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介入中国彩票的外商。这一年，桑兰7岁。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体育部门开始发行长期体育彩票。也正是从那年开始，刘、谢公司成为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此时，距离桑兰美国出事还有4年。
“不是说人家照顾你桑兰了，才拿到了彩票的生意，人家早就做了。”知情人总结道。到了2003年，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中国，中国体育彩票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刘国生曾在博客中透露，走的时候没有一分钱债务问题和税务问题，干手净脚地来、干手净脚地去。
“当时刘国生是被总局一位新上台的领导赶走的，彩票后期出了多起腐败事件，都是在刘、谢离开之后所发生的。”知情人还表示，“体育彩票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多大贡献，你得感谢人家，你要看他正面给这个事业带来了哪些贡献，你现在看人家发财了就说他一定是奸商，你没有证据不能胡说。他跟总局什么关系，他跟彩票什么关系，他们是合作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
黄健不否认，打官司的每一步都和桑兰形象的策划定位是相连的。“我跟桑兰说过，我对她的定位是：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在争议中前行。”
黄健很懂得如何选择合作对象，控制整个局面。比如桑兰生产选择航空总医院而不是协和，他都是有考量的。“协和太牛×，我和桑兰在那里没有太多话语权。”而在航空总医院，安建雄明确告诉本刊记者：“对桑兰的所有医疗行为对家属黄健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是现代医学伦理学对病人及其家属知情权所要求的。医疗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高国兰院长和我都有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经历，在这方面格外开明。但邀请黄健参加医疗组的所有学术讨论绝对不是常规行为，这主要是黄健长期亲自负责桑兰的日常保健工作，包括导尿和康复训练等专业医疗行为，他的加入对桑兰的医疗安全有积极帮助。”
但是就如同黄健自己说的，“算得再精，都有失手的时候”。律师海明的出现，打乱了黄健的整盘棋。
在通过网络得知桑兰要打跨国官司时，美籍华人律师海明通过邮件毛遂自荐，要求免费为桑兰打官司。考虑到海明的名气和积极性，再加上又是华人方便沟通，黄健最终选择了他。然而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6月，在未征得黄健同意的情况下，他发了一份经过公证的法庭证词，证明桑兰受伤后在美生活期间曾遭性侵。7月，桑兰不得不到纽约一警局报案，指控刘国生和薛伟森在13年前对她进行性侵犯。“性侵”一事，在黄健和桑兰看来属于非常隐私的东西，他们从未想过要公之于众，只是因为黄健在酒后跟海明提及“薛伟森给桑兰买文胸”，被海明以有利于打官司进行渲染和利用。8月，官司还未了结，海明以拖欠律师费、拖欠房租等诉状，把桑兰推上了纽约地方法院的被告席，并以此为由到联邦法院申请不再担任桑兰的代理律师。至此，桑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她的公众形象也跌落到最低点。黄健对于当初的选择也很是后悔，“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是多大的错误”。
黄健说，打官司一事，尤其是“性侵案”被曝光后至今，再没有活动找桑兰。这种情况下，黄健重新对桑兰做了定位，“彻底抛弃名人的光环，还原成普通人。官司一定要打下去”。击剑运动员的经历，让黄健“好斗”。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他经常和其他车主“斗气”。但是坚持把官司打下去，并不纯粹源于斗气，更多的是现实的考虑。
2011年8月，在和海明彻底决裂前，桑兰和海明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被列为被告的美国体操协会以及三家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后者承诺给予一定程度赔偿，桑兰也由此撤销了对他们的诉讼。这三家保险公司和美国体操协会在记者会前和桑兰进行了三小时的闭门会议，最后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承认1998年美国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受伤并非个人失误，保险公司理赔1000万美元增加中国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赔付。
2012年10月5日，桑兰委托徐晓冰律师向美国联邦法院纽约南区法院递交起诉书，对时代华纳提出三项指控，要求其做出赔偿。这三项指控为：违约、食言和信赖损害。2014年2月25日，桑兰案主审法官阿娜丽萨·托雷斯签署裁决书，撤销桑兰对时代华纳的全部指控。
黄健对此的解读是：案子还有希望，保留了对刘、谢的几项起诉，接下来是法庭问话，原、被告双方都要出具证人和证物。桑兰一方将据理力争，继续上诉。同时，桑兰一方和前律师海明之间的官司也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