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近日著名旅日学者俞天任在腾讯大家栏目上发表文章，谈奥运和爱国主义。他认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固定观念：奥运会这种业余体育就应该“重在参与”，体育要和政治脱离，政府不要干涉体育，太投入了就会有损于形象。
以下为全文：
2001年，大坂曾经和北京、多伦多、巴黎、伊斯坦布尔、马德里一起竞争过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结果是首轮即遭淘汰，只得了六票。
日本的失败太正常了。在大坂要申奥的风声刚开始传出来的时候，很有人气的朝日电视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久米宏就公开地在他的“News Station”节目上表明了反对态度，他是这么说的：“奥运会是个好东西，像个大庙会似的，别人办，咱们去凑热闹，但自己要办他干嘛？太麻烦了。”
现实中不少日本人的想法和久米宏的一样，所以东京四年前和里约热内卢、马德里、芝加哥一起竞争2016年奥运会举办权时失败的最大理由就是“缺乏市民支持”，当时国际奥委会的调查结果是东京只有47%的人支持奥运会，可是要知道实际上和大坂那时候比起来东京已经好多了，当年大坂支持申奥的市民都不到20%。
无须讳言，体育竞赛确实有着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有发展中国家更重视竞技体育的倾向，特别是奥运会这种举世瞩目的超大型体育盛会更是大家瞩目的中心，更不要说举办了。但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种振奋作用，因为这种振奋感只是人们自然的归属感在起作用，搞不搞体育比赛其实都在那儿，只不过在体育比赛时是通过啦啦队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奥运会能够“扬国威”在某种程度上倒是真的，比如笔者就发现不少日本人都知道俄罗斯国歌的旋律，一开始有点觉得意外，但一打听就能够理解了，原来都是从看奥运会电视中听熟的，因为不管是原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是体育大国，没事老在升旗奏乐，捎带着大家都对其国歌耳熟能详了，这样看起来似乎奥运会还真有点能够“扬国威”。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古巴也常在奥运会拿金牌，但没几个人知道古巴国歌的旋律。国家太小，就是拿了金牌电视也不播放你的颁奖仪式，要播也就是那几秒钟，所以说还是先有了“国威”以后才能“扬”得起来，和金牌没多大关系。至于拿了金牌之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更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如果以在奥运会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体育比赛得到的人均奖牌名次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估计古巴和朝鲜的排名肯定名列前茅。
这些年来巴西的经济发展很快，名列“金砖五国”，全世界都不敢小看她了，可是原来并不这样，原来的巴西仅仅就是个“咖啡王国”，除去了贫穷之外再没别的。1994年巴西在足球美国世界杯中夺得了冠军，挺高兴的事，但巴西队的英雄邓加在凯旋归国时对前去欢迎他的人们发表的讲话却是：“我们的祖国太穷了，人民没有欢乐，世界杯是我们能够带给同胞的唯一欢乐。”
于是奥运会除了“更高更远更强”的口号之外就还有了个“重在参与”的口号，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底是穷国多，如果大家都要到奥运会里来找乐子的话，只怕奥运会和战争就直接成了你结束我开始的关系，必须悠着点不太玩命才行。
日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挺“悠着点”的。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在那次奥运会上日本人拿到了包括16块金牌在内的29块奖牌，而在那届奥运会上其他的亚洲国家拿了金牌的就只有一个印度的曲棍球，其余全部的银牌铜牌数起来都不要两个巴掌，当时的日本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体育大国”。
但相比起“体育大国”这个桂冠，日本人更重视的是“经济大国”的荣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固定观念：奥运会这种业余体育就应该“重在参与”，体育要和政治脱离，政府不要干涉体育，太投入了就会有损于形象。所以虽然日本“亚洲第一体育大国”的桂冠已经交出去不少日子了，但日本人也不怎么着急。日本人手里能“扬国威”的玩意还有一些，不要靠奥运金牌，而且不少日本人在很长的时期里也没有想通过为什么这个“国威”非扬不可？
1998年的长野冬季奥运会上出过这么一回事：日本运动员里谷多英拿了冠军，但在颁奖仪式、包括升旗奏国歌在内的整个过程中，这位冠军就带着帽子抄着双手站在那里。受到批判之后，不但谷多英本人觉得莫名其妙，传媒为她叫屈的也不在少数。
日本参加奥运会的那些业余运动员更是难以想象的艰苦，除了在得到奥运会出场权之后国家出钱补助集训之外，大多数情况下运动员就是自生自灭。有些运动员为了确保训练时间甚至无法就职，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东京这次申奥活动的骨干成员太田雄贵就曾经是那样，以至于在北京奥运会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银牌之后在电视上一露面就呼吁有没有人行行好给他一个饭碗。
日本的运动员就是拿到了奖牌国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奖励，日本奥委会发下来的奖金是金牌三百万日元，银牌二百万，铜牌一百万，按照现在的汇率就分别只有三万，二万和一万美元。如果所属的企业比较牛一点还能拿到一点钱，有时候也不一定，比如雅典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野口瑞希拿到了马拉松金牌，所属的期货公司答应给她五千万日元的奖金，但在买卖中受了损失的顾客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和那家企业打起了官司，闹到最后那家企业连上市的资格都给弄没了。
不但如此，就是举办方颁发的一些奖品也不见得能到运动员手里。1993年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日本运动员浅利纯子拿到了马拉松冠军，那年的金牌获得者还能从德国人那里拿到一辆奔驰轿车，日本田联当时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那辆大奔就归浅利纯子了，这个决定当时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发问：“浅利纯子又不是业余运动员不是为了金钱和奖品在比赛啊，这个奖品怎么能给她呢”。
前些年这种“重在参与”的精神在日本成了一种原教旨主义，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就是奖牌越来越少了，长期看不见奖牌心里也不会有什么好滋味，其实日本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就那么淡定地“重在参与”的，也有过主张“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认真的日本人真干什么事的时候比中国人韩国人更加认真，日本有一个叫做《体育振兴法》的法律就是在1961年朝野一致弄出来的法律，为的就是迎接三年后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日本在申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的。日本女排在“鬼教练”大松博文带领下夺冠时，日本人也同样觉得非常的骄傲，和现在被他们一直在讥笑的韩国人中国人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后来因为觉得自己有更牛的地方，这些据说不是很牛的东西就不屑于和别人争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很牛的地方了，想法也就要随之而变了。
这些年，日本和韩国中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小，GDP总量上干脆就让中国给超了过去，在别的方面已经没什么牛了，这个本来不太重要的体育也就看上去牛了起来。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退步，不，准确地说来是韩国中国的经济的不断进步，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也在变化，日本人终于发现中国韩国那种全民玩奥运的方式也不是不可理解了。
在再不能因为财大气粗而自发地产生“民族自豪感”的时候，就要使用显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来激发“民族自豪感”了。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名古屋和大坂两次申办奥运会都是单纯从经济上或者从体育上考虑的话，提出东京奥运会构想的石原慎太郎从一开始就是把“通过奥运会弘扬爱国主义”放在了第一位。而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支持举办奥运会的人也就很自然地越来越多了。
在总结四年前失败的教训时，日本人更加强调向这些年在申奥竞争中获胜的中国、英国、俄罗斯以及巴西学习，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国家作为后盾，重归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候的“官民一体”的行动模式，而重归官民一体也就是安倍晋三所向往的行动模式，因此才有这次破天荒的首相亲自出面为申奥而大打出手。
东京奥运会的召开是七年以后的事情，是否能够达到现在所想象的体育和经济目标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想象的是，随着东京奥运开始倒计时，日本国内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肯定会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