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谦逊出名的姚明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我问他，你是否就像1972年访华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那次访华恢复了中断数十年之久的中美关系）那样重要时，他说：“我不清楚那件事。”但他承认，NBA在美国文化中有着很高的曝光度，他现身NBA后，“人们便可从中了解到中国人是如何生活和交流的。”姚明说，此前“美国人通过毛主席、邓小平以及李小龙(Bruce Lee)了解中国人的，但李小龙其实是一位华裔美国人。”
扮演13亿中国人的非官方发言人这一角色，是否有难度？“最难的就是，我必须考虑我说的话是不是两种文化都接受。你是一名美国记者，当我与你交谈时，就必须努力找到一种平衡，说一些中间立场的话……我的工作就是设法找到共同点，回避差异。”
姚明相信，他能够根据身处的环境自如地为自己披上恰当的文化外衣。他说：“骨子里我是个中国人，但在美国……你必须让自己成为美国人。我去休斯顿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成个休斯顿人——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去休斯顿的中国人。但现在，我已经结束了在那里的职业生涯，回到上海我就必须表现得像个本地人。”
这种变色龙式的做法听上去很累人，但姚明似乎习惯了。“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成为自我，说一些真正代表自我的东西，”他说。“但每个人也都需要知道他自己肩负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并且努力承担责任。我总是在我的个人目标和我的责任之间寻找交集……（因此我能够）接受责任，并将其作为（我自己的）意愿。”
我想知道他的这种泰然是否源于东方哲学，或是儒家思想？但姚明似乎只是天生就相信，接受现实也是一种英勇之举。他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哲学。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为打篮球而牺牲掉了大部分本该在校园里读书的时光。直到现在，30多岁的姚明才有机会作为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的一名本科生在该校攻读经济学。他与家人一起住在上海。我们见面的那天，他刚刚送完3岁的女儿去学前班，那是他女儿第一天上学前班。姚明竭力避免让女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过中国媒体已在猜测她未来的身高，因为她母亲叶莉曾是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的球员。
除了经济学以外，姚明还兼顾政治，并对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感到自豪。我问他是否是党员？他诙谐地问道：“什么党？”姚明接着说道，许多政协委员并不是中共党员。
姚明当然不怕表明立场——他呼吁人们不要喝鱼翅汤，并直言北京方面需要采取措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他说：“天气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是那种会迫使我们政府作出某些改变的问题。但这需要时间。你来自底特律，你小时候那里的空气又是如何？我们不能只是关闭所有的工厂了事。”
随着运动生涯逐渐结束，姚明还在中国慈善领域开辟了新天地。他创立了旨在帮助2008年四川地震灾民的“姚基金”，希望在支出方面变得更透明（尽管该基金目前还没有透明到实际披露自身资产规模的程度）。但在谈到是否有计划谱写亮丽的商业生涯、使之足以匹敌自己过早结束的运动生涯时，他却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是指出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姚明向商人的转型迄今还没有真正启动。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赚大钱是他最终计划的一部分。当我问他是否希望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赚钱时，他给了我明确的答案。他说：“赚钱本身就有利于社会。”他提到中国一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那么，他对国家目前的状况满意吗？正是在国家的帮助下，他才变得如此出名。姚明说：“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止步不前。在上海、北京，人们很富足，他们有可口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和很好的学校。但精神上的富足是你无法买到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姚明出生时，邓小平为了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说了同样的话。自那以来，中国已经找到了赚钱的窍门。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灵魂吗？姚明说：“这是中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未来会有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很接近那个点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高大，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如此自信、谦和和泰然，我很难不相信他说的话。姚明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人的方式，这绝对不只是高度的问题。
